文 鄭景雯
兒子史哲當了26年的政務官,老爸史英是台灣教育改革急先鋒,父子倆同為理工出身,都熱愛音樂。多年來,這對父子分別在體制內外各闢蹊徑,一個投身政治和文化,一個投入教育。但始終強調「人本」的史英,到底是如何教育兒子史哲?
兩個多月前,文化部長史哲臨危授命。原本還是高雄市副市長的他,農曆過年接到徵詢,倉忙下接任部長一職。短短60天就把13年未修訂的《公視法》修正草案、重罰黃牛的《文創法》修正草案送行政院通過。
史哲說,因為是接最後一棒,「只能拼命跑快一點。」
過去17年間,史哲在高雄市政府先後擔任新聞處長、文化局長、副市長,他在台北出生長大,這些年高雄反而像他的家鄉,「回台北有些不適應,」史哲說。尤其在台北遇到許多長輩,人人看見他,說的第一件事便是「我認識你的父親。」壓力可不小。
史哲的父親史英在教育界大有來頭。史英是台灣第一代教育改革學者,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,開辦森林小學。當今體罰退出校園、改善填鴨式教育,落實小班小校、廣設高中大學,都和史英長年在體制外奮鬥有關。
多年來兩人都在公眾領域,卻鮮少同台受訪,即便史哲闊別多年,從「異鄉」高雄回到「故鄉」台北任職,父子倆也很難湊在一起亮相。
「他是官,我是民,我們民間團體向來是監督政府的,我跟他有親情關係,沒找他麻煩已經仁至義盡了,」75歲的史英,儘管不像年輕時拋頭顱、灑熱血,說起話來依然有力。
父子倆看似站在民間、官方兩種不同立場,卻並非涇渭分明,野百合學運世代出身的史哲,學生時代走社會運動路線,父子倆常在街頭相遇。
大眾眼中的教改急先鋒史英,到底是如何教育反骨兒子史哲?兩人又是如何相處?
史英雖然是台大數學系副教授,卻渾身散發一股左派的浪漫。當年他赴美攻讀博士學位,日子過得窮,住在便宜的黑人社區,白天跟太太四處打工賺錢養家,史哲跟妹妹史宓當鑰匙兒童,吃美國政府提供給中低收入戶的免費早午餐過活。
後來史英看書學會修車,晚上靠著幫留學生修車賺零用錢,史哲就在一旁拿著燈幫忙照亮視線。為了養活一家人,這位教育專家根本沒空顧小孩。
「我每次都開玩笑說,我爸爸是『人本』教育,我是『本人』教育,」史哲說話幽默,連爸爸也敢酸。
史英解釋,當時他還年輕,根本不知道如何教小孩,只從他父親身上學到不打不罵、做人要誠實的原則。
他的父親是陝西省政府糧食處長,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後,沒有謀一官半職,而是在家裡開私塾教朋友的小孩維生,也是日後史英創辦森林小學的源起。
一回有個學生打破他父親最愛的花瓶,「家長嚇得都跳腳,準備要罵小孩,」史英的爸爸出面阻止說,「小孩比花瓶重要。」讓史英印象深刻,也成人本教育以「人」為本的宗旨。
「教改遇到最大的困難,就是大人都想要小孩改變,自己卻不想改變,」史英信奉將小孩視為獨立的個體,遇到事情要跟他們講道理。
史哲小學時,史英有天發現很久沒簽聯絡簿,一問之下因為爸媽都忙,史哲自己拿電視機上的印章蓋章。史英知道後沒生氣,而是跟兒子長篇大論講起「誠實」的道理,「未經人同意就蓋章,如同偽造文書,形同犯罪。」他讓小孩理解做錯事後要擔負的責任,而非否定或責罵。
另一方面,他也放手讓孩子多方嘗試。史哲在小學五年級時迷上用木條做鳥籠,一搞就是一學期,家裡堆了滿坑滿谷的鳥籠,史英忍住氣沒阻擋。後來兒子又迷上用保麗龍雕刻軍艦,保麗龍易燃,竟不慎引發火災,在外工作的史英匆忙趕回家,看到兩兄妹灰頭土臉,一人拎著鳥籠、一人抱著魚缸,倉皇逃出。
台灣傳統型父母如遇此事,多是氣急敗壞,「我抱小孩都來不及,怎麼可能會罵?」他邊說邊紅了眼眶,回憶當日仍心有餘悸。
或許史英常講道理,訓練出史哲的獨立思考能力。一家人在美國渡過三年,史英發現史哲的英文比中文還溜,他要求兒子無論如何要把中文講好,並強調最終還是要回台灣。
已經適應美國的史哲抗拒回台灣,連珠砲似的反問,「這麼愛台灣,為什麼還要跑來美國?只有你唸書,為什麼把我也帶來?」
「我被問到語塞,這孩子說的完全make sense(合理),」史英憶起往事,仍對兒子嘖嘖稱奇,也因為史哲的這番話,讓他博士班還沒唸完就決定提前返台。
1978年,史英一家四口回台,當時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,史英沒回台北卻去了高雄。他帶著滿腔熱血應徵進一間修車廠,希望能體驗勞工生活,「後來發現我的想法太天真了,根本無法進入勞工的圈子,」史英說。
一介白面書生應徵當黑手,老闆看中他的英文能力,台灣師傅修進口車看不懂原文說明書,只能靠史英這個「美國師」翻譯,「美國師技術比不上本土師,技術太差了,」他做不到半年決定回台北,繼續把博士班念完。
不斷適應新環境,養成史哲不畏懼挑戰。6到10歲在美國渡過的史哲,好不容易習慣美國的生活,突然又被連根拔起帶回台灣,小學四年級開始學寫中文,從美式教育回到戒嚴時期的威權教育,光是寫字這件事,史哲就重新「導正」了一番。
「外國人的寫字紙是擺斜的,回來台灣寫書法要擺正的,」史哲說,不只思考方式,從寫字的邏輯就完全不同。
尤其是學校考試,史哲剛開始完全摸不著頭緒。要解釋成語「枕戈待旦」,他天馬行空寫成「整頓鴿子等待下蛋」。雙十國慶寫作文,他寫一句「國慶日有國軍在電視上走路」就結束,因為不清楚台灣社會的文化脈絡,連掰也掰不出來。
所幸史哲的邏輯好、學得快,小學五、六年級突飛猛進,「證明小學只要念三年就好,」他大笑說。
之後史哲考上建中,大學念東海資訊系,研究所卻轉念數學。考研究所前三個月,他連續每週到人本基金會報到兩、三天,請數學教授爸爸幫他惡補別人四年才唸完的學科,並考上中興大學應用數學所,「那是我第一次覺得這個傢伙可能有一點厲害,」史英點點頭,談起兒子有些驕傲。
在外省家庭長大、黑人社區生活過,又在講台語居多的中南部工作,一輩子都在文化衝撞下成長,懂得跟不同背景的人交流,或許是史哲在公務體系26年,還能不斷創造的原因。
他在高雄推動高美館行政法人化、以投資替代影視補助創辦「高雄人」、首創台灣雲端書庫,建造文化硬體駁二特區、大東藝術中心、流行音樂中心,都是打破現行法規再革新。
接任文化部長前,文化圈對史哲的政治背景有所疑慮,不過史哲很快就用行動證明,例如行政院甫通過的《文創法》修法草案,其中包含影視產業倡議已久的企業投資租稅減免。
文策院董事長蔡嘉駿表示,投資租稅減免要協調行政院、財政部還要立法院通過,「這需要高明的政治協商能力,還要讓不同部會願意買單,」他認為台灣不缺政治人物、也不缺文化人,卻缺乏有文化思維的政治人物,而史哲是其中之一。
從大學時期就認識史哲,文化部次長王時思觀察,他不是線性思考事情的人,問題來到眼前,有機會就先處理,讓他很快能完成一件事。
他並非外界認為的「猛爆型創意點子王」,王時思分析,史哲念資訊系的背景,讓他能在海量資訊裡,彙整出有共鳴的訴求,「他會反覆否定自己提出的看法,有新的資訊進來,又推翻想新的,找到大家最有感的亮點。」
多年浸淫在文化界,史哲始終認為,文化能為社會帶來美好的力量,而這份正向能量,源頭也來自史英。
史英當數學系教授前,曾在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當第二小提琴手,每回演出前須到樂團彩排,史哲便乖乖坐在台下聆聽,從彩排場聽到正式演出都不膩,晚上還會聽ICRT的古典樂節目並自己做筆記。
後來史哲也學雙簧管、鋼琴,最後雖做不成台上的樂手,卻成了藝文活動的推手,進入文化行政體系,把音樂帶來的感動,幻化為一場場的大型活動。
他在高雄市文化局長任內創辦春天藝術節,「英文說一個年代為decade,中文以12生肖為一輪,」史哲說,他當時即期許藝術節若能辦超過10年,「有一天或許會碰到有人說『我是看春天藝術節長大』,就會成為城市的共同記憶。」
「音樂是時間的藝術,這一秒沒有到位就沒了,」衛武營藝術總監簡文彬分析,史哲懂音樂,他把這樣的情懷帶到文化行政工作,傳播藝術就是生活的理念。
而今春天藝術節已經辦到第14屆,史哲始終相信,政府的角色,就是要確保人民有近用文化的權利,「成長過程因為我有機會接觸音樂,感覺真的有差,」他認為,唯有藝術文化才能為社會帶來共感。
回到台北,史哲工作忙,父子倆並不常見面。
前陣子,史英跟史哲提起他恢復練小提琴,但怕吵到鄰居。辦活動經驗老道的史哲一聽,二話不說找人到家裡做了隔音室,三不五時就問史英「有沒有練琴?」史英嘴巴上雖說「麻煩」,卻溫暖在心。
「我現在有在『顧』小孩了,」史英說,年輕時很少照顧史哲兄妹,年紀大了才要「顧」。「我幾乎每天上健身房報到,」他說,維持身體健康盡量不拖累兒女,是他能為小孩做的最後一件事。
這對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父子檔,相處看似像白水一樣淡,但所作所為,都心繫彼此。
【小檔案】
史英
出生:1948年
學歷:美國俄亥俄大學數學碩士、台灣大學數學系博士
現職:人本基金會董事長
經歷:台大數學系副教授
史哲
出生:1969年
學歷:東海大學資訊科學系
現職:文化部長
經歷:高雄市副市長、高雄市文化局長、高雄市新聞處長、勞保局總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