職場新鮮誌

如何實現職場性別平等，讓人才不被浪費？_Cheers

作者／呼延朔璟

如何實現職場性別平等，讓人才不被浪費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告訴我們，是時候改變傳統的工作模式了。

過去的50年來，許多高收入國家見證了女性勞動參與的顯著增長，但即使是在性別平等最佳的國家，職場性別差異仍舊存在。

根據勞動部數據，111年台灣女性的平均時薪僅為男性的84%，時薪差距為15.8%。在其他已開發國家也有同樣狀況，美國、英國的兩性時薪差距與台灣相近，而日本與南韓甚至超過30%。

這麼大的落差，究竟由何產生？

202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，授予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蒂亞・戈丁（Claudia Goldin），以表彰她「增進了我們對於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」。戈丁突破性的研究發現之一，即是解釋了為什麼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意願不如男性，收入也比男性低。她明確指出，女性的選擇經常受到婚姻和家庭責任的限制，而被她稱為「貪婪工作」（greedy work）的固定、長時工作模式，更加劇了這種限制。

戈丁更卓著的貢獻，在於她透過爬梳美國200年來的數據，「首次全面展示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的收入與勞動參與狀況」，從而揭露了職場性別不平等的歷史變化，以及背後的原因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成員哈瑪森（Randi Hjalmarsson）認為，戈丁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經濟學的兩個領域結合在一起：「她既是勞動經濟學家，也是經濟歷史學家。」

戈丁將自己比喻為「偵探」，她不惜弄髒自己的手，從故紙堆和沒人想得到的地方不斷地找出歷史事實與數據。她在獲獎之後的電話採訪中說：「作為偵探意味著你有問題要問，這問題如此重要，因此你會不惜一切代價去探尋它。」


戈丁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，也是第一位獨立獲得此獎的女性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時這樣介紹戈丁研究的意義：「理解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非常重要，因為如果女性無法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機會或平等的待遇，勞動力、技能和人才都會白白浪費。」

以下整理戈丁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節目《The Indicator from Planet Money》及中國媒體《知識分子》的對談精華：

問：妳的著作研究職場女性的薪資和晉升差距。這個問題常被歸咎於性別歧視，但妳卻提出了新的角度。妳的觀點是什麼？

答：我永遠不會說沒有歧視和性騷擾。但職場性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：女性往往在後退，而她們生命中的男性卻大步向前。這麼做的目的，一部分是為了優化家庭收入。

例如，有一對夫妻，他們都從事科技業，一開始他們做同樣的工作，領差不多的薪水。可是他們從事的工作有點貪婪，貪婪之處在於，他們需要隨時待命——不是全年無休，但可能在晚餐時間、週日晚上、或假期中，工作就不期而至。

然後他們有了孩子。他們意識到，這種更貪婪、薪水更高的工作，沒辦法兩個人都做。他們明白，雖然兩人都是職場父母，但其中一人必須對家庭隨叫隨到，而另一人則對工作隨叫隨到。

比較普遍的狀況是，女性選擇了承擔照顧的責任，她也就因此喪失了獲得更高薪水與繼續向上晉升的機會。這可能是她自己的選擇，也可能是她家人、他家人或者全世界的期望。因此，工作越貪婪，加班和出差越多，傾向家庭的選擇就被甩開越遠，這就是貪婪的工作對職場性別平等的影響。

在這個故事中，夫妻兩人的工作機會均等，工作環境也沒問題，該受譴責的是貪婪的工作性質。如果工作不那麼貪婪，大家都能做靈活且更有效率的工作，那麼每個人都能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，我們就有可能實現職場與家庭內的性別平等。

問：妳指出，夫妻都想追求事業和家庭，理想的狀況是平均分配，但這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從未出現過。

答：沒錯。我在研究中展示了女大學畢業生的歷史變遷。在20世紀初，她們要麼選擇事業要麼選擇家庭，很少有人能同時兼顧。20世紀中期的她們是嬰兒潮世代的母親。她們可以先組建家庭，再找一份滿意的工作，偶爾還有機會擁有真正的事業。這確實是一種進步。

再之後的世代因避孕藥的普及受益。她們可以推遲結婚和生小孩的年齡，而不用在社交和性生活方面付出過多代價，從而有機會追求更好的職業生涯。到了最新的這個世代，她們比過去任何世代都有機會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；但另一方面，女性的機會不如男性，原因就在於貪婪的工作。

問：從某種程度上說，每個世代都看到了上一世代的取捨，並對此做出了一些回應。接下來是新冠疫情，它如何改變了女性、家庭和事業的狀況？

答：疫情期間，家庭照顧的需求變得非常大，有學齡兒童的父母投入家庭的時間相比以前成倍增長。我們從這可怕的幾年裡學到了，無需在現實中相聚，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因此，疫情儘管可怕，卻帶來一線希望：我們已經降低了靈活性的代價，減少了對貪婪工作的需求。

問：是的，我確實想問未來發展的問題，因為當妳描述那對科技業夫妻時，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做的是非常合算的決定。他們本可以找份不那麼貪婪的工作，這樣就能更平均地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，但以家庭單位來說，這個決定是最大化資源的方法。妳認為未來會如何發展？

答：解決方案並不簡單，但其中之一是降低貪婪工作的價值，創造那種大家能在需要時相互代班的工作模式。我知道有些人會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。但事實上，在婦產科、麻醉科、兒科、獸醫院，都是這樣做的；在許多銀行決策中也能看到。如果在這些行業都可以藉助驚人的科技實現，可能在其他領域也可以實現。

另一個解方是改善照顧幼兒的時間成本。你知道，以國家層面來講，這種做法已經行之有年，它叫做公立學校。問題是，從幾歲開始？比方說，瑞典的公立托育從1歲就開始了。此外，我們應該提倡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到那時候，我們就不會爭論是否應該投資公立托育，因為這雖然是在降低照顧別人孩子的成本，但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孩子。